2025年9月27日，为纪念鲁迅诞辰144周年，中国艺术研究院研究员张元珂在北京鲁迅博物馆行政楼一层会议室作学术讲座，讲题为《史略、文体与经典化——鲁迅传记写作三题漫谈》。讲座由我馆研究室副主任秦素银主持。
张元珂老师首先指出，现代传记作为一种独立文体，是与小说、诗歌、散文、戏剧并列的文类，诞生于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据其保守统计，各类鲁迅传记迄今至少已有400部，若算上回忆录、印象记等广义传记，数量更为庞大。“鲁迅传”自成一部“传记史”，在“鲁迅学”中，也是一门独立的学问。
之后，张老师介绍了鲁迅传记创作的历史脉络。鲁迅传记的书写已有百年历史，鲁迅生前便有传记出现，日本学者增田涉的《鲁迅传》曾得其亲自修改，李长之的《鲁迅批判》是后续学者型批评家写作鲁迅传的原点，王森然的《周树人先生评传》对后世文学性鲁迅传记写作深有启发。上世纪三、四十年代日本学人书写的鲁迅传，如小田岳夫的《鲁迅传》、竹内好的《鲁迅》等，已具有一定的完整性与体系性，奠定了海外鲁迅传记的基础。
20世纪50至70年代，朱正的《鲁迅传略》以史料运用的相对精准著称，代表了当时鲁迅传记写作的最高水平。鲁迅亲人创作的带有回忆录性质的传记，如周启明的《鲁迅的青年时代》，成为后来传记家写作的重要素材。80年代，鲁迅传记逐渐回归鲁迅本体，王富仁、林非以“回到鲁迅”“回到‘五四’”为旗帜，秉承文化启蒙意识；80年代末，钱理群《心灵的探寻》及林贤治《人间鲁迅》成为鲁迅传从“向外拓展”到“向内转向”的开端。90年代的“鲁迅传”写作文体样式繁多，普遍重视与追求文学性和可读性，并进一步“向内转”，聚焦鲁迅的内心世界，王晓明《无法直面的人生——鲁迅传》是这类传记的代表。
进入新世纪，鲁迅传记写作呈现出多元化图景：图文并茂的“画传”、以鲁迅与同时代名人一同著述的“鲁迅+”比较体、史诗性的大鲁迅传（如张梦阳《鲁迅全传·苦魂三部曲》）、聚焦特定时期“断代史”的小鲁迅传（如姜异新《究竟是青春：鲁迅的留日七年（1902-1909）》）同台竞技，面向大众的“凡俗”书写纷纷涌现，从不同侧面丰富了鲁迅传记写0作。“AI鲁迅传”与“片传鲁迅”的出现则为鲁迅传记创作带来了更多可能，也对传统传记文体和文化传播方式提出挑战。新世纪的代表作品有日本学者丸尾常喜的《明暗之间：鲁迅传》，是以鲁迅居住的城市为线索写作传记的典范之作；还有乔丽华的《我也是鲁迅的遗物：朱安传》，从朱安传反观鲁迅的生命史，视角颇为独特。
最后，张老师展望未来，期待出现兼具精神独立性、完备知识结构、文学家笔法与现代传记文体自觉的“伟大传记”，以满足涵养精神、启蒙教育的深层需求。
我馆副馆长姜异新分享了对于鲁迅传记书写与研究的心得，认为此次讲座厘清了传记的概念，明确了作为与诗歌、小说、散文、戏剧四大文类并列的新文体，传记写作应有的文体自觉。讲者勾勒出多达四百余部“现象级”鲁迅传记景观，梳理了八种形态，撷取重点文本深入分析，展开切中肯綮的点评，以清晰的时空经纬，贯通百年鲁迅传记书写的脉络传承，呈现宏阔的全球视野。讲者作为传记研究专家及当代文学评论家，也为当下新媒体中碎片化的鲁迅印象传播赋予了系统的学术框架，并探讨了AI写作等前沿问题，上述见解对博物馆的资料整合、数字赋能及学术研究均启发诸多新思路。同时她提出，传记研究不仅应关注文本，还应将围绕传主所构建的视觉叙事（如生平陈列等展览呈现）及其解读机制（如讲解词、相关图录出版物等）纳入学术考察范畴。
在互动环节，多位听众就传记写作中如何处理虚构与非虚构的关系、鲁迅的读者群体、人工智能技术的局限、当今前沿传记创作情况向张元珂老师提问，张老师作详细解答，现场气氛活跃，讲座取得圆满成功。
以下是讲座视频（精编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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